《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

 

《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

王炳章

编者按：十六年前，中国民主运动海外力量的缔造者王炳章先生在越南边境被中共当局绑架回国，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共当局之所以如此不惜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剥夺王炳章先生的人身自由。是因为对他的恐惧。

1982年，王炳章獲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醫學院醫學哲學博士學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國後公費留學生在北美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如果他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按部就班前行，可谓前程似锦。然而他放弃了，他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同年他创办了海外第一份民主刊物《中国之春》，集结民主力量，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令中共当局惊恐万丈的反对派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集结了大批海内外民主人士，策划了连续不断的行动，书写了中共篡权后民主反对派有组织与之博弈的精彩篇章。王炳章先生一开始就明确他从事的是中国民主运动，他宣告中国之春运动是被中共当局镇压的大陆七九民运的继续，他把被关押的十八名大陆著名民运人士列为名誉编辑。

 1997年他把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汇集成《民运手册》（正式出版时定名为《中国民主革命之路》），

其中对于民主理念、原则、战略、策略等各方面的论述迄今仍然是未被超越的经典论述。

1998年二月，他怀揣《民运手册》闯关回国，推动组党运动。更显示他不是在海外作理论秀，座谈秀，抗议秀的著名人士，而是能演讲，能写作，能策划和组织行动的真正的民运领袖。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旗帜鲜明的指出中国需要的一场民主革命，绝不是什么改革和改良；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指出革命的不可避免，还指明了革命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早在民联时期，他就在回答记者问：未来民主中共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时就明确回答：民主中国实施47年宪法，回复中华民国国号，就自然解决了两岸问题。

之后他与辛灏年先生深切交流后，写下了纲领性的文章《重建中华民国》发表在《黄花岗》第二期。

正如著名的大陆民国宪政派领军人物书海飘香指出的：“90年代末期大陆互联网的兴起，一些致力于历史真相还原的学者著述得以在网络传播。这个时期辛灏年所著的《谁是新中国》

影响了中国第一批互联网使用者。在该书中，他明确提出回归中华民国法统概念。2000年王炳章在《重建中华民国》一文中也强调提出了重建大中华民国的主张。”

中共当局惧怕《谁是新中国》一书对历史问题的梳理和正本清源，以及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否定。更害怕王炳章博士把重建民国变成实际的运动。

十多年来，尽管王炳章博士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然而牢房不能囚禁他自由的心，这在他下面的家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让他欣慰的是，他强调的重建中华民国的政治主张被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反对派人士所接受，重建中华民国运动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将势不可挡！

在蔡英文女士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女总统之际，我们期盼她能看清中华民国的光荣历程和历史地位，以及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理解保护中华民国血脉的历史意义。如果她能审时度势，推动政治北伐，以民主统一中国，支持在全中国范围内重建中华民国，那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英雄！

《通讯》编辑：欣华

 2018年10月19日

 

《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

王炳章
（王炳章家信上的邮票，他的亲笔：认真为神作工，打造世界精品.）

孩子们，其实，我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即已开始做《中国之春》创建的准备工作。我也向某些人透露过我推动民运的想法。可是，他们没有在意，当真，以为我是说着玩的。

对了,我要再提一下我的老所长Dr.Faque,他对我太好了，我一直感觉不起他。何出此言呢？他对我的好你们大概都听说过。我到加拿大后，他问我，你每月多少钱?我说365加元,他说我每月补助你300元，使你的留学生涯丰富多彩一些，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要告诉中国政府我补助了你，否则他们会砍掉一部分你的补助。1980年我去美国的新爱尔良参加世界高血压学术会议，他给我买好机票不说，还塞给我600美元，叫我在美国玩个痛快。我用其中的一部分钱在纽约给王梅买了最高级的4喇叭音响，收音，录音多用机。否则我哪有钱买那样的奢侈品？哪有钱资助炳武，王梅自费来加拿大留学。另，每到节假日，Dr.Jaque总是带我去他的家中与他儿女一起过，还带我去湖边的别墅过长周末。我一直对不起他的是，他一直盼望着我回国后与吴英凯教授创办研究所，与他的所进行学术合作，由他提供设备，试验用药，一起攻坚某些高端项目。我的研究所非常费钱，每天平均的花费300美元，他知道中国政府肯定拿不出这笔钱，所以他曾承诺帮助搞经费。每当他向我说起他的计划，总是得意非凡，憧憬着未来，我只能默默听着，一点也不敢向他透露我真实的想法。直到我创办《中国之春》的新闻大爆炸，

我才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说明情况，当然他很有风度，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真的对不起我的两位恩师。我愿来世再做他们的学生，补上我的亏欠。 

再把话题拉回来，博士论文答辩一通过，我立马紧锣密鼓的筹备起来。我也要谢一下宁嘉晨，他在筹备期间给我一些技术上的指导，以后的路数，大体沿着我们预先的设计而展开。比如，天安在2012年5月13日在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上，代我领奖时，曾代妈妈念了一篇感谢辞。感谢辞中提到，我到哥伦比亚大学找中国留学生梁恒，找梁恒早在我的计划之中。

自1980年起我就开始注意梁恒的行动。1980年他在湖南师范学院读书时，曾参加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竞选，他上台发表竞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相信马列主义”立即博得了掌声一片。湖南师院的自由选举被当时在此校教书的JudyShapiro—一位美国女教师，用电讯传向世界。全世界几十个国家都进行了报道。后来Judy成了梁恒的第一任妻子。他俩的婚事还是邓小平批准的，因为，当时涉外婚姻还是鲜事，除邓小平外没有人敢批准。他俩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桩涉外婚事。这些我都是在媒体上知道的。Judy和梁恒在中国之春开始创办阶段给了重要的帮助，在纽约我们一直住在他们家里，所有的英文资料。几乎都是Judy翻译的，她的英文漂亮之极。还有1982年11月17日我第一次记者会在纽约的希尔顿酒店举行，租金85美元也是Judy给付的。第一期的《中国之春》由则由陈晃中先生免费印刷，陈先生是一位爱国侨领，拥有一家大型印刷厂。《中国之春》就这样在没有任何背景下独立地诞生了。1982年底，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中国之春》创办之初非常轰动。我走到哪里都是鲜花和掌声。孩子们或许你们要问。你在当初，可曾遇见到中国民主之路是如此艰难吗？你曾做好了吃大苦的准备了吗？我的回答是：Yes（是的）你们可以查查历史的记录，我1982年底在哥大的讲演以《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为题整理成文，发表在香港杂志《70年代》该杂志从70年代后改名为《90年代》是当时香港著名的政论杂志。你们可以看到，我早已预见到。我选择的道路是坎坷与艰难的，我甚至做好被暗杀的准备。1984年江南命案发生后，竹联邦二把手张安乐（堂号白狼）于1985年在纽约的记者会上公布了另一个暗杀案—刺杀王炳章案。张安乐直称暗杀的背后推手是中共，接手任务的是美国加州左派帮派，但是他们不了解王炳章的行踪，所以找到竹联邦头上，要他们提供线索。白狼问其暗杀理由，该帮派头目说：“王炳章卖国”中共指派而灭之。白狼立即制止了他们，警告说“王炳章最爱国，你们若是胡来，我定灭了你们”。白狼立即通知我“处境危险。中共要暗杀你，立即转移。白狼还向美国当局报告了情况。白狼的记者会是公开的，报刊都做了报道。你们可能已经知道。当然，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与那时的领导人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的命是够硬的。每遇危险，都有想不到的高人帮我排除。2002年我在越南被绑架，绑架者原本也是想杀掉我，但，我又一次脱逃了被劫杀的恶运。我在泰国，柬埔寨都遇到过险状，关于这些事，以后在说。《中国之春》发起之初，我曾写过一篇长文《中国民主运动的困难》刊登在《中国之春》你们可以找到，将之译成英文发表而公布之。在那片长文中，我列举了在中国推动推进民主的种种困难。指出，这是一条异常艰苦的漫长道路，我们这一批人甚至参加不了中国民主大厦的奠基礼，但是，我们愿做铺路的石子，让后人踏着我们前进、、、这篇稿子，打字小姐一边打字一边流泪，完成后不仅没有要钱，还捐了我们一笔善款。孩子们，应该说，对于中国民主的艰辛，我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应该说，就目前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的现状看，情况已经超过我的预期。台湾早已顺利转型，民主运行渐趋完善。香港的法制，在世界上都是先进的，民主选举只是临门一脚之事。不久就可以实现。至于中国内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多元已经成为官方的主旋律。我一向认为，观念的转变是最重要的转变，安徽的小岗村分田到户，上面默许了，就是观念转变的结果—在头脑中推翻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观念。你看土地一分到户，二，三年整个中国的农业就翻身了。告别了物质短缺的时代。政治上也是一样，观念转变了，具体措施一到位，中国政治生态立马就变样。观念转变了，大多知识分子形成共识，你不想变都不行。不是这种转型，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转型。形势比人强，任何人也档不住的。一位曾资助中国民运的人士说道非常实际，他讲“我支持中国民运短期而言，任何政府都要有制衡，民运对执政当局就是一种制衡。长期而言，民运无非是两种结局：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反对派可以合法的身份在本土活动了，那么民运必须成为一种合法的政治力量，立足于中国。反之，不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早晚会出现政治危机，，那么民运可能会成为一种可能替代的力量而收拾乱局。因此，民运的两种前途，都是光明的。出此之外还有别的前途吗？没有了，也因此，我资助民运，是零风险的投资，何乐而不为呢”
孩子们，就我主观而言，我希望执政当局能主动促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那么，民运就可以象南韩，台湾当年的反对派一样，合法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样，对中国的转型而言，代价较小，我不希望社会的转型象利比亚和叙利亚那样。那样的话，反对派也可以登上本土的政治舞台，但，毕竟代价太大。
放眼今日，神州大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的呼声铺天盖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公民维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30年中国之春耕耘的结果， 

也是体制内的民主人士发力的结果也是共产党内开明人士改革开放的结果。可以说，中国正处于巨变的前夜，中国民主潮流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这一代应该可以看到中国民主大厦奠基礼。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个人的荣辱，进退是微不足道的。一位中共官员曾与我辩论说“你王炳章不就是想作中国将来的总统吗？”我说：“你这样说也太低估了我王炳章的理想主义了，尚若真有那么一天，我王炳章的第一个选择是作台上执政者的反对派。因为，中国没有容忍政治反对派的传统。只有执政者与反对派合法地公开制衡与竞争，才算真正建立了民主制度”。我还开导那位官员说：“尚若有一天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以来找我，我可以保护保护你的人权、、、、
亲爱的孩子们，这就是我—你们的爸爸。很抱歉，你们生在我家，我没能给你们提供物质上富贵，但是，我给你们提供了一份精神上的财产。
2月6日，是我的生日，在我65岁到来之际，仅以此文奉送你们—我的孩子们，以帮助你们走进爸爸的世界。
永远爱你们的，爸爸

王炳章

2013.1.30

北江监狱，单身囚牢